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自1947年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机关撤离延安，直至1976年毛主席离世，在这近三十载的光阴里，汪东兴同志始终是毛主席身边最为忠诚的长期工作者。高成堂同志于1964年初，自中央警卫局办公室调任汪东兴同志的机要秘书，自此便始终伴随左右，直至1987年底光荣退休。本文旨在记录高成堂同志的亲身回忆。

01、转战陕北，受毛主席赏识。

在1947年3月18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同日，汪东兴自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一职被调至毛主席的身边工作。

彼时，国民党军队大批涌向延安，毛主席及中央机关正积极筹备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在此关键时刻，毛主席决定任命汪东兴为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并兼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及警卫处处长。

汪东兴，江西弋阳一贫如洗的农民之子，于1929年投身革命浪潮。次年，他加入了共青团，而1932年，他又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员。

1932年6月，我投身红军的行列，历经排长、特派员、连队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多重职务，并亲身参与了伟大的长征之旅。

抵达陕北之后，他曾担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的职务，并曾身兼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以及组织科科长的双重职责，后又在中央社会部担任三室副主任和二室主任等要职。他是一位历经岁月考验、拥有丰富工作经验、对党忠诚坚定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却先前提到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政治素养，汪东兴以其细致入微的个性与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了毛主席亲自选拔至中央机关担任关键职务的关键因素。在中央苏区时期，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并在红军所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

鉴于上述种种考量，在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的过程中，毛主席相继赋予汪东兴两项使命：首先，便是派遣他负责抵御敌人的进攻。

那是在1947年六月，中央决定撤出王家湾之际，毛主席提出“须得见敌踪方才撤离”，任弼时顿时显得焦急万分，恳请主席即刻启程。僵持之际，周恩来提出一个权宜之策：派遣一人代为守护主席。于是，汪东兴便在危难之中接受了这一使命。

中央机关迁址后，汪东兴即刻展开行动，于王家湾之巅布下伏兵，成功遏制了刘戡的前锋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在仅有一人轻伤的情况下，汪东兴指挥部队三度击退敌军，令敌军不敢轻易进犯，从而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宝贵时光。

另一项任务，刘戡的部队在搜寻中央前委机关于王家湾未能得手，撤退至延安途中，毛主席特命汪东兴率领一个连队紧随敌踪，意图再战。毛主席特别强调，需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法，对敌实施袭击与骚扰，以使敌人不得片刻安宁，陷入极度疲惫。

汪东兴肩负使命，不仅凭借一连之众成功伏击了敌军的一个营，缴获了敌人的密码本，更在战事之余，协助群众收割麦子，屡次击退了试图抢夺麦子的还乡团，令敌人不敢轻易发起攻势。

正因这两项重任，毛主席发现了汪东兴诸多优点，对他十分器重与信赖。毛主席始终委派汪东兴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及自身住所的安全事宜，且常令其代为接待贵宾，并传达自己的旨意。

"警卫工作仅此不够。"

自新中国问世以来，党中央的警卫任务遭遇了未曾有过的全新挑战，工作量亦随之加重。然而，汪东兴同志依然肩负重任，持续领导毛主席及其他四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国内外的安全保卫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承担着对部分中央领导人、来华访问的外国党政首脑以及警卫目标参加的关键会议与重要庆典活动的安全保卫领导职责。

1958年伊始，汪东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并兼任公安部第九局（即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一职。然而，毛主席向他指出，仅仅懂得警卫工作还远远不够，他需要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农业，并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毛主席的同意下，该同志同年三月携家人迁至南昌。经中共江西省委提议，并获中央批准，他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以及农垦厅厅长的职务。

抵达江西之后，汪东兴与秘书王宜贤携手走遍全省，足迹遍布七十多个县域。

同年五月，汪东兴在赴京参与全国农垦会议之际，专程拜访了毛主席，并向他详细汇报了在江西农村的实地调研成果。同时，他还提出了筹备设立农林技术学校的初步构想，幸得毛主席的肯定与指导。

汪东兴在将毛主席的指示汇报给江西省委后，该省委秉持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结合江西省的具体实际情况，作出决策，决定创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江西共大”。

1958年8月1日，汪东兴同志积极参与创立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迎来了开学的日子。该大学由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兼任校长，而汪东兴同志则担任副校长一职。总校选址于南昌，并在全省范围内，依托垦殖场资源，设立了30所分校。

1959年盛夏的8月，毛主席莅临庐山，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此期间，汪东兴同志与江西省领导方志纯一同前来看望，并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江西共大”自办学以来近一年的发展状况。

两年光阴流转，至1961年7月，汪东兴随同毛主席莅临庐山。在此，他向毛主席详尽汇报了“江西共大”三年来教育教学的进展情况。

听闻此事后，毛主席显得尤为欣喜。遵照汪东兴的请求，毛主席乐意地为

“江西共大”挥毫泼墨，撰写了一封字数超过五百的长信，其中满载着对他们的鼓励与祝贺之情。

自1958年3月起，汪东兴在江西履新两年半，至1960年9月底，他再次被调回北京。重返岗位后，他仍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并兼任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之职。此外，他还担任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书记，肩负着保障中央政治局常委安全的重任，同时领导第九局执行的其他警卫工作亦由他负责。

毛主席提名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5年9月上旬，遵照毛主席指示，汪东兴又率领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部分同志到江西省铅山县石溪公社孔家大队搞社教运动（注：“四清”蹲点）。

仅仅两个月过后，1965年11月上旬，中办机要室（注：“文革”期间更名至中办秘书局）的值班人员突然从北京打来一通长途电话，通知中央领导同志希望约见汪东兴同志，并要求他即刻返回京城。

返京未久，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与书记彭真便相继约见汪东兴，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即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随后，汪东兴在拜访毛主席之际，向其禀报了邓小平与彭真与他进行的谈话内容。

他对毛主席坦言：

“我仅受过两年的私塾教育，文化水平有限，因此心中担忧，恐怕难以胜任中办的工作。”

毛主席曾言：“我提议让你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你完全胜任。至于文字工作，自有他人负责。”

遵照毛主席的教诲，汪东兴内心方觉安稳。数日之后，汪东兴自北京返至江西的“四清”工作现场。

同年的11月下旬，中央正式下达书面指令，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与此同时，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则被调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然而，恰逢汪东兴在江西进行“四清”蹲点之际，中央便作出决策，指派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质忠临时代理主任一职。

半月之后，即12月7日凌晨，中办机要室的工作人员再次从北京拨通了江西的电话，传达中央的指示，要求汪东兴同志于当日赴上海参会，并告知已安排专机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静候其到来。

上午，江西省委迅速派遣专车，将汪东兴同志从铅山县接到衢州。继此之后，专机抵达上海，他入住于锦江饭店。

12月8日至15日，上海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地。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因林彪集团所捏造的“篡军反党”等罪名进行严厉批判。会议最终作出决定，罗瑞卿同志将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并接受隔离审查。

会议落幕之后，汪东兴即刻启程，重返江西的“四清”工作一线，直至1966年2月底蹲点任务圆满完成，方在三月之初重返北京。此刻，毛主席正身在外地，进行南方的巡视活动。

四、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我正式履新。

汪东兴回归北京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即将启程，该代表团由刘少奇主席担任团长，陈毅副总理出任副团长。计划于三月下旬对巴基斯坦、阿富汗及缅甸三国进行友好访问。经中央批准，汪东兴将以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加入代表团，并担任安全保卫工作的顾问。

4月19日，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对缅甸的访问任务，随后踏上归途。刘少奇主席计划在返程途中顺道对云南进行工作视察。鉴于此，代表团所乘坐的专机并未返回北京，而是直接从仰光起飞，抵达昆明降落。

4月20日，代表团突然接到中办机要室的来电，中央紧急通知刘少奇、陈毅、汪东兴三位同志即刻赶往杭州，参加一场重要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由彭真同志担任组长、于1965年2月7日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进行深入批判。

继而，于4月24日，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此即为后来引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并拟将其提交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审议。会议圆满结束后，汪东兴于月底重返北京。

初夏五月，鉴于毛主席正忙于南方巡访，未在北京，党中央作出决定，委派刘少奇同志主持大局，于5月4日至26日期间，于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同志不仅全程参与会议，还肩负起此次会议的会务领导重任。自此，汪东兴同志正式履职，正式踏上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征程。